【台灣不能再等待！蘇煥智參選聲明 2018/3/3】

1. 民主國家形成，但良善治理出問題：

台灣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已經二十二年，民主國家體制已經完成，也成為第三波民主潮流的典範。

同時台灣也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積極投入全球市場，並提供誘因全力向台商招手。台灣產業加速外移中國，但新的産業投資卻未能支撐台灣進一步高值化的成長，而造成產業空洞化，導致台灣20年的薪資停滯。但房地産卻在中國熱錢席捲下，暴漲數倍，導致無殼蝸牛及年輕一代，已完全無法買房安居，而租金及育兒負擔沈重，更讓他們看不到未來。不婚不生逐漸成為常態，而自2001年以後臺灣少子化問題日趨嚴峻，已經持續蟬連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國家超過10年。不祗是少子化狂潮，台灣也面臨快速高齡化及超高齡化社會的考驗，以及產業外移也造成結構性失業大量貧窮化的社會困局。

面對超過十年以上臺灣社會的困局，卻無能改善，甚至逐漸惡化，台灣的民主被質疑「空有民主」卻沒有「良善治理」；甚至被懷疑是否陷入「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」？

2. 統獨之爭已成「良善治理」之爭：

台灣過去陷入藍、綠、統、獨意識型態的惡性對抗。但自2013年太陽花學運後，台灣內部年輕世代對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共識基本上已經形成。藍綠統獨意識型態對抗看來已是一個「世代問題」，將會隨著時間過去而逐漸變小。

太陽花學運後中國改弦易張，針對台灣青年提供誘因，吸引到中國創業。而今年更選在228公佈「31項惠台措施」。當有創意及技術的青年在台灣無法發揮，大量被吸引到中國創業，將更加快台灣經濟邊緣化。所以統獨之爭的核心，已經是台灣能否良善治理及經濟能否再興？

3.「聖王哲君」？或各地的「土地公」？

總統直選後已經歷了四位總統。但台灣已陷入困局，大家充滿無奈，
大家檢討我們的憲政體制是否出問題？究竟應採內閣制？或總統制？或有國會同意權的雙首長制？但這樣的檢討卻難有共識。

仍然停留在「聖王哲君」的問題。
其實民主更重要的是跟一般人民的生活最切身的地方政府。如何讓地方政府有完整的權能，可以提供人民更多的服務，並帶動地方產業經濟發展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所以「聖王哲君」重要？抑或在地服務的「土地公」們重要？道理非常清楚，可惜長期受到陌視。

4. 鴻海威斯康辛州投資案的省思：

最近鴻海集團決定美國威斯康辛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新的顯示螢幕工廠，聘用1.3萬名工人，州議會通過該州提供最高達三十億美元的稅務獎勵。
這件事在台灣引起很大的關注，大家也難以想像為什麼威斯康辛州可以幫鴻海減稅來招商？但為什麼台灣的地方政府卻不可以呢？

5. 如何讓各地方動起來？

從鴻海威斯康辛投資案，讓我們徹底體悟，振興台灣經濟的第一個關鍵：目前中央集權、集錢的威權體制，必須徹底解構，應重新建立一個「中央與地方對等」的「新伙伴關係」。中央應該把權力下放、財稅下放，讓地方政府有權有能。

我們主張應該廢止「中央統收統支」的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」制，而直接採取德國、中國模式的「分稅制」。將跟經濟發展直接有關的所得稅、營業稅、貨物稅，由中央與地方直接分稅，並各分一半。對於較貧窮地區，則透過富裕地區及中央設立固定的區域平衡基金予以補助。

採取直接分稅制，各直轄市、縣市、鄉鎮市，皆有分稅誘因，自然會為了增加稅收而拚經濟。

6. 馬政府錯了，民進黨要繼續錯下去嗎？

要振興經濟，要讓各地方動起來，採取「分稅制」増加地方財源，同時中央權力下放地方政府，縣市權力下放給鄉鎮市區，讓最接近人民的鄉鎮市區有權有能，如此自然可以全國遍地開花，由下而上推動台灣經濟振興。

由於地方長期財政困窘，各縣市期待跟直轄市享有一樣資源。馬政府時代沒有認清地方「求財若渴」才是問題的根源，而財稅下放才是根本解決之道。竟盲目推動六都政策，小小台灣，70%的人口在六都，30%人口在16個縣市，一國二制人民不平，並將台北治理型式強套在其他大面積的五都，導致115個鄉鎮市地方自治被廢止，改為官派區長，與國際民主潮流相違背，大開歷史倒車。

民進黨再執政後，更朝向比照六都，要將其他縣的198個鄉鎮市地方自治廢止，改為官派，開民主倒車跟馬政府時代如出一轍！

其實分稅制，中央財稅下放權力下放，才是振興台灣之道！

7. 台灣不能再等！

蔡英文接任總統已經一年九個多月。我跟她都是1974年進台大，她是法律系，我是物理系，後來我從物理系降轉到法律系，成為她的學弟。原本對她帶領台灣人民走出困局有一些期許。

但小英政府上任後，對於台灣當前經濟困局及少子化、高齡化、貧窮化的問題，卻仍然沒有提出具體有效的對策。

照理應該朝向「經濟小政府」「愛心大政府」的方向，亦即在產業、經濟面儘可能減少不必要的干預及限制，但目前小英政府卻仍然抱持過往威權體制心態，太多不合理不合宜的限制，正綑綁著台灣經濟的手腳。這與我重視經濟自由、善用民力的理念衝突。

至於對於少子化、高齡化、大量貧窮化，則需要政府「聞聲救苦」提出更具體完整的政策來照顧這些弱勢，可惜這部份也沒看到小英政府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。這跟我個人一貫弱勢優先，建立完整社會安全網的理念有距離，也與民進黨創黨的初衷相背離。每一次經過高鐵站看到愈來愈多無家可歸的人，內心總是無限的感慨。總覺得我們的民主運動對基層甘苦人沒有交待！

經過一年九個多月的觀察，我不得不承認，小英政府及民進黨高層的政治經濟社會路線，已經偏離了振興經濟及照顧弱勢的基本路線，如果繼續留在民進黨內，已無法再對台灣有所貢獻。

但台灣真的不能再等！人民也不能再等！我在此鄭重宣布退出參加了27年的民進黨。離開民進黨，大家還是朋友！在捍衛台灣的大道上，大家還是同志！

8. 為何選擇在台北市參選？

台北是一個人才薈萃、資源豐沛，更是創意無限的地方，也是台灣國際化的窗口。

台北是帶動台灣發展的火車頭。台北經濟科技文化藝術搞活了，其他地方就會跟著動起來。台北少子化問題解決了，其他地方少子化問題也會得到解決。我的參選就是為了加速搶救少子化。

一個好的領導者就是要時時思考如何善用民力？就是要時時觀察地方人文地理特色及長處，而且如何將這些特色長處發揚？好的領導者要讓人民的智慧、創意、能力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。

我過去從政20年就是「透過腳，來閲讀這塊土地」、「透過傾聽，向人民學習」。我將會走遍台北市的每個地方，傾聽大家的心聲，跟大家一起來尋找這個城市的生命力！共同編織台北的夢想。

台北不是一個人的台北，如果選上市長，我將把權力及資源更下放到區、里、社區，並推動區地方自治，讓大家可以共同為城市作出貢獻。

1974年我從台南鄉下來到台北唸書，在這裏接受民主啓萌，完成學業，考上律師，在這𥚃結婚、工作、追逐台灣民主的夢想。立法院九年大部分時間在台北。離開縣長職務後又回到台北來從事研究及工作七年。

台北需要一場革命，需要一場脫胎換骨的革命。